[21] 从遵循基本民主原则的角度看，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去决定一个国家各类资源的分配，由法院裁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必定涉及到对该种权利实现所依赖的各种资源进行一次再分配，而这个分配应该由人民或者人民的代仪机关来完成的。
第七十一条【起诉的条件】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行政争议。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组织的行政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一百五十四条【涉外行政诉讼的审理依据】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权时提出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标准，这一标准已经日益显现出弊端。《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方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行政法研究所，2012年2月19日）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方案一：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类型共有五种：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赔偿判决，2000年《若干解释》又根据实践中的发展增加了确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样我国的判决类型达到七种。第四十二条【原告的举证期限】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开庭前向对方出示或交换证据的，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
（四）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依法行政包容性更强，表述更准确[2]。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司法性问题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法定化和宪法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法治发展的过程，虽然这种权利得到了许多国家宪法的确认和保障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人权公约的认可和实施。
[69] 梅逊撰写、弗吉尼亚议会于1776年6月12日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称：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鉴于许多学者或者评论家主张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具有可司法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成本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成本并非质上的区别而是度上区别。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中一国的财政状况可能会极度恶化甚至崩溃，在这样的时期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无异于空谈或者画饼充饥。
法院的不为指的是能够，但不愿意，亦即面对经济、社会、文化案件法院虽然可以行使其司法裁量权对这类权利予以确认和保障，但是法院由于过分谨慎地处理它与行政部分的关系而不受理或者较少地做出对权利请求人有利的判决。若法律没有为违反了法律赋予之权利提供救济，就它就一定配不上此崇高称谓。
譬如，由合格的、独立的和中立的法庭审判的权利需要国家去确保这样的法庭得以建立，审判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要求国家确保审判时间的不拖延，公开审判的权利要求国家除非出于保护当事人权益或公共利益必须公开庭审，告知被指控的权利要求国家履行告知当事人的义务，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需要国家提供免费的翻译，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要求国家为诉讼中经济状况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律师。[69]法理学家罗斯科·庞认为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是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地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62]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已经得到司法实务之认可。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司法机关不得不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比较模糊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司法机关本身的能力问题(institutional competence)就会变得非常突出。
[65] 国家应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一项权利是昂贵的还是低廉的并不取决于这种权利属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获得翻译人员帮助的权利[44]。作为积极权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具有可司法性其本质原因有二：首先，积极权利是一种伪权利或者至少是一种不纯粹的权利。
正如《林堡原则》所指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主张国家财政资源不足而否定社会权得作为给付请求权者，在日本事务上虽亦有之，只是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曾对此主张提出批判，认为这种主张用财政和财源的制约来简单看待一切，这种主张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它贯穿着纲领性规定论的思维方式，即以重视国家财政的观点为理由来否定生存权的法的权利性。
从实证法的规定上看，消极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利·舒（Henry Shue）所指出的那样，人身自由权或者生存权都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有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比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更加积极而有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加消极。
在资源紧缺、财源枯萎的情况下，这种权利根本就不能够保障。[16]巴斯夏还论证道：当法律以友爱为借口、规定市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造福公共利益时，人性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否定论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排除于司法救济之外，实际上是混淆了方针规定说、抽象权利说和具体权利说三种学说的界限。（四）民主正当性的重塑——对权力分立的再解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司法性肯定论者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为现代法治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正当性基准——能够更有效保障公民福祉的政府才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在现代社会，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处于一种平衡器的特殊位置。[47] 再者，法律义务都是有层次的，无论是政治权利和自由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它们都在相应的义务层次上对国家/政府有着相应的要求。
[79]四、结论和启示宪法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规范不仅宣示着当代宪法人权保障的积极价值，实际上也是基本权利规范法定化的最高指南。[61]就中国的司法实践看，在2003年王泽隆请求合江县民政局发放抚恤金案中，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原告王泽隆本身属于法定的优抚对象，他没有取得《革命伤残人员证》不是因为原告自身不符合条件，而是因为四川省合江县民政局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原告没有取得《革命伤残人员证》。
[54]南非法院这个判例的启示在于：即使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是有成本的。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上看，国际义务的承担不仅及于一国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也及于一国的司法机构。
（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具有资源依赖性否定论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一种严重依赖于一个社会资源状况的权利，相比于那些不需要资源分配就能实现的传统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资源依赖型的权利不具有实施性因而也不具有可司法性。而且，更进一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保障不仅是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健全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众多民生问题得以法治化解决的一种有益选择。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其次，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是冲突的，体现于自由与博爱的关系上即为：实施博爱则毁损自由。举例而言，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司法性的国家现在包括孟加拉国、哥伦比亚、芬兰、肯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菲律宾、瑞士、委内瑞拉、南非共和国、爱尔兰、印度、阿根廷、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下是各种政府的权责关系图示[72]：既然最好的政府（权利最小、责任最大的政府）是不可能的而最坏的政府（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又是不可欲的，那么在次好的政府中，古典自由政府和社会民主政府哪种类型的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或者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呢？ 显然，社会民主政府是一个最佳选择。
社会资源的分配或者再分配应该是由有权的代仪机关来决定，因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如议会、国会、人民代表大会比那些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法院有着更高的民主正当性。第二，司法实践中，当法院穷尽部门法中所有的法律手段或救济措施，仍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时候，法院可以直接诉诸基本权利中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规范进行保护。
[21] 周叶中：《代仪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1页。[21] 从遵循基本民主原则的角度看，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去决定一个国家各类资源的分配，由法院裁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必定涉及到对该种权利实现所依赖的各种资源进行一次再分配，而这个分配应该由人民或者人民的代仪机关来完成的。
审判时间不被无故拖延的权利[39]。[58]由此可见，任何权利要从法定状态变为实然状态都需要成本和资源。
范式是在某一指定时间内一系列限定某一个科学学科的活动。在此种意义上的自由仅仅只一个人可以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可司法性这一称谓对应着英文中的justiciability这一语词。在南非1999年August and Another v Electoral Commission and Others一案中，作为第二被告的选举委员会主席在其法律宣誓书中陈述到：一种特殊的选举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那种需要大量财政资金和物资准备的选举是一个成本巨大、保障困难的过程……而且有必要注意到被告确实有义务去促进宪政民主和登记选民，但选民有责任去申请注册并且参与选举，并且被告没有义务去找寻到所有可能符合选举资格的公民。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现代宪法对基本权利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的拓展和深入。[81]无论从基本权利本身的法律属性上看，还是从司法机关本身负有保障人权之义务的角度上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具有可司法性。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一个笼统的权利概称，而这个权利群下的各个子权利又具有高度的模糊性。涂云新，奥斯陆大学LL.M，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候选人。
既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侵害可以得到司法救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侵害又为何不能够得到司法救济呢？（三）模糊权利亦可司法——模糊规范批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司法性否定论者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模糊的（vague），这种权利不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那样精确（precise），因而不能在法律上实施[59]，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具有可司法性。[56]公民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国家的作为，甚至所有法律上实施的权利必然都是积极权利。